思享家丨陈湘安：历史研究中的文明尺度

陈湘安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湘安，资深军事观察员，著名东西方文化学者。

湖南衡山人，1956年10月生于西安。1974年11月上山下乡；1976年入伍新疆陆军第四师。1978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随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任新华社军事记者，1984年赴云南中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担任战地记者。1988年10月创办《世界军事》并担任主编，1994年起兼作中央电视台国际时事评述《环球军事》节目主持人。1997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亚太电视中心主任。2005年起担任九州军事网、天天在线总编辑。

1997年出版《以色列的前世今生》；1999年策划并主持十集电视专题片《世纪末之战》；1999年策划、撰稿、编导八集电视专题片《西风东雨四百年》；2004年出版《美国：女总统倒记时》；2006年合作出版《沙龙传奇》；2013年出版新作《文化法则与文明定律：中华文明复兴的千年机遇》。

原题

历史研究中的文明尺度

作者：陈湘安

历史研究，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因此，提出历史研究中的文明尺度，对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在《文化法制与文明定律》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与文明不同性质的区分。在汉文化中，文化与文明这两个词，在日常运用中经常被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词典解释二者的区别也是视文化为狭义的文明，文明为广义的文化。

本文作者专著

《文化法则与文明定律：

中华文明复兴的千年机遇》

2013年出版

人文和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区分，没有区分就没有学术进步。我在书中区分了文化与文明的性质：提出文化是本土的，一国的文化越发展就越回归本土；而文明是世界性的，文明越发展越走向世界，文明有进步和落后之分，先进的一定替代落后的。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近二十年，官方党史不断地出现了一些改变，越来越多的事实逐渐回归到它们的原初面貌，与之相应的是对传统评价作出了修正。但是总体来说，大的方面基本不变甚至更加严格依然是现状。

引起公众注意的是，民间研究的兴起成为另一种力量的广泛介入。这些民间研究者不再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民间研究推动了官方研究的进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认为，重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是促成党史修改的力量：“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历史著作的作者沈志华则堪称其中的一个范例。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共产国际的大批档案文件解密，成为沈志华等一批研究者的重要研究来源和依据。这批档案披露的事实改变了许多历史的定论。沈志华是因研究解密档案成为一个被网民称为颠覆性的历史学者，主张重读历史。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课时甚至说：过去看到的东西几乎都是不能相信的，历史学家就是要把真实的东西写出来给大众看，“把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真实、客观、详尽地告诉后人。”

由于国外大批档案开放、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出现等原因，大量新发现的事实改变了旧的历史结论。这些历史问题，从大的方面讲，约有几十个。如果细致罗列，可能几百个也不止。

韩钢教授提出了大约20个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难题和热点。前10个问题是：

１. 陈独秀问题

２. 富田事件和苏区肃反

３. 长征中的密电问题

４. 西路军问题

５.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

６. 朝鲜战争

７. 高饶事件

８. 反右运动

９.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

10. 庐山会议

不难发现，这些难点热点问题基本上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 大多问题都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关联；

第二. 每一个问题都是敏感话题；一般都不允许随便涉猎；

第三. 每一个问题都与档案和人物回忆录有关。仍然不开放相关档案和不允许出版当事人回忆书文。

这些热点难题中，研究者们普遍遇到的有两类问题：

一类问题是越来越清晰。以陈独秀问题为代表：

按照传统的做法，陈独秀这个党的一号人物甚至曾经不算“党史人物”。《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从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　到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只剩下右倾错误。　这是目前为止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如陈独秀这类问题，所有官方的结论都在不断地修改。争议越来越小，真实的史实不断得到补充，反映出真实对于历史的意义。

而另一类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有些热点问题，随着档案的开放和新资料的研究发现，不仅没有逐渐解决，反而争论越演越烈。　

不仅如此，这些历史问题的争论还被衍射到民间，近年来在社会思想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思想认知领域的族群分裂。大到公开集会，小到被视作最小的思想社群——微信群，几乎每个群的族群分裂现象都普遍十分严重，差不多都有闹到不可开交、甚至不能相容的事件。

都说真理越辩越明，但现实中，许多问题不仅没有因明而止，而且越辩越激烈，越争越对立。例如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果问题、已经定论的文革问题、林彪问题等等。其中特别是长征中的密电问题，西路军问题，民间争议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

作为历史学者、学术单位或研究机构，有责任对现实社会中的思想现象和新问题提出理论分析和解决方案。

我因为近年研究历史问题，深入解剖了一只麻雀，对历史研究中的方方面面，难度、热点和未来发展，有了深入的了解。因此，针对如何发展历史研究解决当前的难点问题，我首先提出问题所在，再尝试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供有关部门和研究学者参考。

在研究历史中我深切感受到，历史研究现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并深刻思考：

一个是标准问题；必须确定标准，遵守在同一标准下研究和讨论问题的原则。

一个是事实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真实发生的事实是检验历史的唯一标准。　

首先谈标准问题：

我们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必须是同一标准。

举例而言：

我们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实是三千多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国外，和我们外宣的小册子，都说的是三千多年。但是对内，一直说是五千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差？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标准上谈一件事。如果是同一标准，应当没有分歧。

文明史划分的标准是：第一，有文字体系的出现（注意，不是个别文字）；第二，城镇的出现，或大型建筑的出现；第三，金属制造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字体系的出现。以这三项为标准，中华文明是3千多年。如果有人说，我们5千年前就有文字符号可寻，那么同样标准下，其他国家可以推前到8千年前。这就是必须在同一标准下讨论问题的原因。

纵观社会上发生的历史问题争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用同一标准。结果就经常出现争议中不要说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就连起码的道理都不讲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虽然都是在讨论历史，但一个是按照历史事实来论证，一个是按照政治标准，特别是按照事件或人物的历史政治结论来论证。二者经常产生对立。

如果要将政治结论和历史结论做一区分，就会发现这二者的标准不同。政治结论依据的是政治正确。历史标准依据的是事实真实。因此在现实中，正确的政治结论和正确的历史结论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

必须把历史还给历史。政治归政治，历史归历史。因为历史的尺度是真实：一切掩盖、修改、编织的历史结论都将消逝，一切假象都会被时间剥除。历史呈现的是时间性公正。只要你举证此事历史上发生过，一切假象都会立刻分崩瓦解。历史文明的尺度应该像几何公理一样明确无误。

事实上，历史标准和政治标准的区分某种程度上在２千年前就做出了。中国古代依循的就是这个制度。在唐代以前一直坚持的史官独立制度，就是一种直书历史原貌的传统。如实记载发生的史实，不受君王皇帝的旨意随意删改。直书历史，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政治标准是权衡当时的政治利益所作出的价值评判。它以政治需要为依据而并不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作为一个政党，领导集团的价值判断，可以代表政党，代表国家，代表一个历史时期，但却不能代替和等同于历史的事实判断。　

政治价值判断经常会为了坚持一个说法，因政治需要，在一定时期内遮蔽事实的存在，或者夸大甚至改变事实。例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大革命时期的责任，就长期被消除了，或叫他承担了共产国际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例子，政治历史中随手可举。例如朝鲜战争发起的真相；例如朝鲜战争中国空军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中强国，而一字不提苏联空军参战的作用等等。这对政治局势是有利的，也是有效地，但对于历史则是缺失。　

这是因为，历史标准是事实评判，政治标准是价值评判。

政治标准下的历史的判断所依据的是价值判断，一般有三个特点：

第一. 正确和错误之分。符合当时当政的政治标准的就是正确的，不符合者就是错误的。

第二. 政治标准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个时期的政治标准都不尽一样，都随着执政当局的更替而变换。

政治标准随着政治的运动，不断演变。政治标准必须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每次政治变动都引起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说和评价。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历史的变化，都带来政治历史评价的重大改变。例如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等，政治结论都作出了重大修改，更勿论文革等政治非常时期。

要理清我们的思想领域的争论，必须将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分清。我们要在同一标准下讨论问题：是在政治标准下谈论历史，和在历史标准下谈论历史，应该有所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不把二者加以区分，非要把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合为一谈，历史研究领域就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必然带来谁有话语权，谁就是真理，最终导致强权即真理。必然出现论战层出，偷换概念，思维混乱，甚至强词夺理。长此以往，我们就会成为纷争不断，族群分裂，永不和解的民族。

楚渔曾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混乱提出了尖锐批评。引用民间流传的说法，形象地解释了不在同一标准下谈论问题的现象：

你和他讲历史，他对你讲政治;　　

你和他讲政治，他对你讲法律;　

你和他讲法律，他对你讲国情;　　

你和他讲国情，他对你讲接轨。

第二个是事实问题。

历史研究的标准，是以事实为标准。

真实发生的事实是检验历史的唯一标准。

听到这里，一些人会说，这是常识，还用说吗？

另一些人会说，历史研究何其复杂，用这么简单的标准来做衡量的尺度，岂不太幼稚了？

确实很幼稚，有时想从理性入手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真的让人感到上天无门，弱小无声。但是最弱小的在时间长河里往往是最强大的。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我们所处的现实恰是如此，许多历史研究，就是不能以事实为标准。而且因受到政治定论、历史结论和有关规定的限制，连触碰都不允许。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治标准取代了历史标准：事实必须有所取舍，筛选，以适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

而历史唯一的依据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事实仅是由以下要素组成，5个W，和新闻的要素一样：

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也就是WHY，为什么。

历史事实为标准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研究考证和描述在历史上曾经何时何地何人发生了何事。把历史事实发掘出来并真实地留给后人。

历史研究的前提是真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而真实是检验历史的唯一标准。一旦相关事实发现或者公布，再权威的结论也会随之改变。

以真实判断为标准，历史研究的领域就开阔了。

记得第一个对此作出改变的人，是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他对待长征中的事件采用纪实的方式打破了禁区，对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做出了列出两种或多种不同说法的方式，将官方的权威说法和另一说法平等地放在一起，不作结论，供后人参考。这是在当时的长征历史研究中是从未有过的，结果人们发现，许多重大的史实，突然出现了，一些过去不许涉及的禁区被打开了。比如说，索尔兹伯里第一个公布了四渡赤水前土城战斗的失利。他把自己的小书命名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单就这个名，就叫众多的长征研究者汗颜。

土城战斗，索尔兹伯里写道：“国民党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也无人敢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意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当时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急需通过宣传红军的胜利，不提失利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事隔50年之后，国民党早已失败，红军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还不提这段历史，这不仅对不起当年为民族解放牺牲的将士，而且与中央每年开始在人民纪念碑纪念先烈的统一要求也完全不符。

同样，长征中至今还有的战役比土城战役牺牲的人数还要多，但时隔80年之后，到现在依然无人叙述。索尔兹伯里已不可能再来了，记录这段历史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对历史研究以事实为标准的设立，本身就涉及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或者说全体国民的一项社会权利：国民对历史的知情权。

在对历史事实的发掘和考察中，目前最重要的环节是查阅历史档案。这是比一般人物回忆录和各种论文都更可取信的记录。

档案公布规定起源于１８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首先提出了档案开放原则。很快被世界各国采用，并规定解密年限，成为一项法定的普遍性制度，也被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只要不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机密，档案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公开。

而实际上谁也不可能阻挡历史事实的公开，除非你销毁历史记录，而销毁历史记录本身，也会被记录在案。何况人人都清楚，任何档案的最终公布，对历史而言只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不公布档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如果在不涉密的情况下，不公开档案，就会阻碍历史研究的文明进程，会使某段历史研究的成果与历史事实不符。

按照这个标准，对历史研究而言，一切不公布事实的结论，都是无效的。因为在有关历史档案没有公布之前，任何对此段历史的定论都不成立：原因是公众无法判定是否真实。

档案是否允许公布和解密的时间长度，应该成为人类进步和文明开放的标尺。

我们今天许多历史问题的纷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发生在不能查阅档案。甚至连在原苏联的与中国相关的档案也不能查阅。其实常常仅因为个别人不允许，研究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之后，才发现问题无解。

人人享有历史的知情权，就如人人享有人民代表选举权一样。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你可以设定解密期，但不应也不可能无限期封藏。

涉及事实的第二个重要部分是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首先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每一位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也就是大革命和红军时期的历史作用，例如毛泽东同志走上参与军事领导岗位是遵义会议之后，握有军事指挥权是在俄界会议之后，真正确认中央领导地位是1938年9月以后。在此之前，不能时时处处都把毛泽东放在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把作战和工作中正常的不同意见，都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这个习惯思维是存在激烈的历史争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只有实事求是，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才可能公正。

有了事实，不一定就等于公正;而不披露事实，就一定没有公正。对历史事实认知权的确认是历史公正的前提。

标准和事实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历史研究中的文明问题。文明与社会进步和世界性紧密相关。

衡量历史研究的文明尺度至少应该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区分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政治标准趋同于历史标准。

第二：开放档案。在不涉密前提下，开放档案，公开设立档案解密时间。

第三：不设研究禁区。允许研究敏感问题，允许当事人出版回忆录，允许表达不同于传统定论的学术意见。

历史研究的文明尺度，与这三者的数据成正比。它的数据曲线表明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尺度。

以事实为依据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努力挖掘、整理和鉴别这一段历史，许多历史事件将会终结在我们这一代，永远不会为后人所知。对此我们应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历史发展证明，政治标准最终将趋同于历史标准，这就是历史上政治评价会不断地作出修正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原因。因为实事求是也是政治一贯要求遵循的精神守则。因此，开放历史研究的文明尺度应是改革开放的新维度。

历史在国家和民族复兴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精神地位和作用被大大低估了。中国自古重真史留世。能够投身于此业，功莫大矣！有志者需奋起！

（此文是作者在人民大学77、78级纪念入学暨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校友论坛——2018 “我与四十年”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